正阳桥疏渠记，建于清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年），碑文为乾隆帝御笔，记载了治理天桥南河道工程，疏渠成效显着。对研究北京地理和历史变迁有较重要的价值。 。此碑原在敕赐弘寺山门内，现庙宇建筑早已无存，现保存于崇文红庙街78号深处，另有记碑复制品，位于天桥十字路口。
正阳桥疏渠记碑，是老舍先生在话剧《茶馆》中提到的“敕赐弘济寺”旧址，碑在庙的山门里，庙宇建筑早已无存。现址在新天桥东侧百余米的红庙街78号民居小院内，沿着弯曲的夹道穿过密密麻麻的平房小屋，便看到一块高六七米的石碑。虽然周围围有护栏，但碑身上的文字已经模糊，底座跟前还有一个污水口。小院门口的墙上，一块写有“正阳桥疏渠记碑”的白色铁牌已是锈迹斑斑，碑的底座大部分已被埋在地下，据说有一米多深。
碑体为方柱形，南向，高约8米，各面宽均为1.45米，顶部有四角攒尖式的碑盖，四脊各雕一龙，龙昂首曲身，似欲腾飞状，辐凑于宝顶。碑下为束腰须弥座，浮雕出覆、仰莲瓣及云、龙、菩提叶等纹饰。碑额和碑身四周有龙纹边饰，碑四面均为汉满文字合壁的碑文，正面上首为汉字题名“正阳桥疏渠记”。碑身南、西两面为汉字，北面和东面是满文，碑文已模糊不清或部分缺失，碑文四周有龙纹饰边。
乾隆皇帝撰写的《正阳桥疏渠记》大意是说，天桥至永定门间为一条石板路，石路两侧地势东高西低，以致路西常年积水，而路东积沙又常因西北风刮到路西，堆壅了先农坛的一半坛墙。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在天桥以南平行石路两边各开挖了三条水渠，又在石路两侧各修筑一条土路专供行车。挖渠的土，一部分筑路使用，其余在渠边堆成土堆，上面种植树木。渠中的清水也改善了城南多苦水井的饮水质量。水渠尺寸，大约挖出土方8万立方米，除筑路用土外，估计可以堆出平均宽约4.5米、高约3米的四座“土山”。
挖渠堆山后，“于是渠有水而山有林，且以御风沙，弗致堙坛垣，一举而无不便……胥得饮渠之清水，为利而溥。而都人士之游涉者，咸谓京城南惬观瞻，增佳景……”天桥之景宛若江南水乡、风景绮丽，既疏导交通、防治风沙、改善饮水、美化环境、彰显礼制的环境综合治理工程。
修渠建桥以后，乾隆皇帝亲自写了《正阳桥疏渠记》，刻在方碑上立于桥头东侧，同时又把乾隆十八年立在永定门外燕墩上《帝都篇》 、《帝京篇》的方碑又刻了一座，立于桥头西侧。两碑尺寸、形式完全一致，对称放在桥头，形成了一河、一桥、双碑组合的格局。
碑上还有乾隆正楷手书《皇都篇》、《帝都篇》，由满汉两种文字写成，表达了乾隆皇帝“在德不在险”和“居安思危”的治国思想。
嘉庆十八年(1813年)，发生了天理教之乱，朝臣上奏曰天桥疏浚沟渠破坏了正阳门风水，嘉庆帝即下谕将天桥两侧沟渠填平。自此再无天桥美景。正阳桥疏渠记碑也被移走至斗姥宫，后辗转多地，现存于首都博物馆。
正是：帝都天桥杨柳烟，士子清渠颂诗篇。龙须沟畔荫千树，金鱼池边泛层澜。忽传覆土天渠掩， 又闻扬风地沙连。悠悠时逝二百载，帝碑凄凄枯草寒。
2013年，北京在中轴线上恢复了天桥的景观。新复建的天桥南面，桥头东西各矗立起一座高大雄伟的方形石碑。东边的那座碑是乾隆御笔的正阳桥疏渠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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